人物：鞍山市职工总会筹委会主任王群、原满洲制铁株式会社理事濑尾喜代三和修建工程师原一祯。

　　王群问而来的濑尾喜代三：“依你所见，我们需要多长时间、什么条件才能修复钢铁厂？”

　　中年的王群眉头紧蹙，眼前仿佛又闪现出荒凉一片的厂区，到处杂草丛生，许多地方的蒿草没膝、齐腰，甚至比人还高。

　　来到鞍山不久，中央东北局的接收代表王群就乘汽车在偌大的厂区转了一圈。“好一个庞大的钢铁厂！”他惊叹。草丛中，纷纷蹿出野兔，野鸡扑啦啦腾空而起；道路两旁，杂乱地散放着残损的机器部件、电气设备和生满红锈的废钢烂铁……厂区外也不见得好到哪儿去，残垣断壁，枪痕弹孔，没有一栋建筑的门窗是完好的……

　　两个日本人拘谨而惶恐地坐在那里，双手拄着膝盖，表情复杂。时间在沉默中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满洲制铁株式会社的机构呈金字塔形，一个理事长、两个常务理事，然后是十个理事，以及两个相谈役（参事）、三个顾问。其中的十个理事，是硬核，是实权派，在会社内各自掌控着某个领域的话语权。

　　接着，这个原满洲制铁株式会社的技术权威又说，你们需要美国的设备、日本的技术，再加上二十年、二十五年的时光……

　　他供职的会社曾聘请了为数不少的美国、德国等钢铁工业发达国家的专家和顾问。即便那时同盟国与轴心国兵戎相见，大打出手，战争归战争，但生意归生意。

　　濑尾用眼角余光瞥了眼原一祯，停顿片刻，故作难色地继续说：“可惜呀，你们同美国尚未建交，我们日本又是战败国。外援无路，内力空虚，看来，这片厂区只能种高粱了。”

　　讥笑和预言，十分刺耳。无疑，这是旧势力对新政权兜头泼出的一盆冷水。王群义愤填膺，严肃地回应道：“外国人能做到的事，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到；外国人做不到的，我们也要做到！”

　　伫立在废墟之前，几乎没有人相信高炉会在短时间内重新燃起熊熊大火，直冲云霄的烟囱会再次冒出滚滚浓烟。

　　加快新鞍钢的复工复产，不仅肩负着支援全国解放战争、迎接新中国成立和国民经济恢复重建的历史使命，也是检验具有成熟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经验的政党，能否领导和管理好城市和企业的试金石。

　　保护现有的生产力免遭破坏，迅速恢复城市的秩序，这是长期以来以农村工作为重心的中国人面对新世界的一道必答题，别无选择，更无退路。

　　1948年2月19日，战火遗留下的硝烟尚在广袤的大地上飘荡，东北人民即火速进驻鞍山。同年11月2日，历时52天的国共两党东北大博弈——辽沈战役决出胜负，东北全境赤旗飘扬。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保障民生，成为新政权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入主东北大平原的中国人，勇敢地挑起了建设全国解放战争战略大后方的重担。

　　其实，为了迎接即将在全国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央甚至在新中国尚未诞生之前，就已将鞍钢确定为全国建设的重中之重。

　　1945年10月，中央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就对前来汇报工作的鞍山市领导做出指示，接收鞍山首先是要接收有十万产业工人的鞍钢，这是首要的……

　　1946年，陈云对获得第二次解放的鞍山继续做出重要指示：“鞍山由日本人经营，但却是由中国劳动人民血汗凝成的钢铁厂，它将来会是我们最大的钢铁企业，使鞍山回到人民手里对我们的经济和国防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1948年2月中旬，城工部部长李立三，对即将到鞍山工作的东北局城工部秘密交通科科长王群兴致勃勃地说：“南满的鞍山解放了，那里有我国最大的钢铁厂，有几万钢铁工人，工厂要恢复，工人要发动，你是工人出身的干部，又是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老同志，这次组织决定派你到鞍钢去，要把工人发动起来，把复建工作搞上去。”

　　这位以发起工人运动闻名的领导人又郑重地传达了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精神：鞍山钢铁厂规模很大，工人众多，要迅速修复，投入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目前，必须保护好工厂设备，严防破坏。要保护好工人和技术人员，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不得使其失散，不准饿死一个人……

　　这一年三月，念念不忘鞍钢的陈云又对接收接管、恢复秩序乃至开工生产做出指示：“要取得地方党政和军队的支持，团结全体职工，把鞍钢接下来，建立起生产秩序。”

　　东北局更是直接确立了如下工作原则：“长期打算，逐步恢复，根据需要与可能局部复工。”

　　1949年初，正在西柏坡指挥平津战役的，看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1949年1月19日致电上海宋庆龄中语）日趋明朗，取得全国的胜利指日可待，以中央的名义发出电令，号召“鞍山的工人阶级要迅速在鞍钢恢复生产”。

　　1949年5月，陈云来鞍山视察工作并指出，鞍钢是全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在世界上也不多。你们承担的任务是艰巨的，工作岗位是光荣的，要尽快把鞍钢恢复起来，支援解放全中国，支援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在如此大背景之下，废墟一片的钢铁重镇鞍山，掀起了全力修复设备，恢复、改造与发展的热潮。

　　世人尽知，白山黑水的大东北是一片肥沃、富庶的土地。据当时有关资料，东北的铁矿蕴藏量38亿吨，煤矿蕴藏量228亿吨，煤产量占全国的49%，生铁产量占全国的87%，钢材产量占全国的90%以上。另外还有造纸、纺织、印刷等。东北的工业总产量占全国的80%。此外，松辽平原沃野千里，出产农作物达50多种，年产量达2000万吨。长白山、大小兴安岭林海茫茫，木材资源极为丰富，总蓄积量达30多亿立方米，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早在1945年七大所作的报告中，高瞻远瞩的就对全党指出，东北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根据地在经济上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

　　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更加明确地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进入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必须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大力恢复和发展工业。

　　1950年2月，访苏归来途经沈阳，给干部讲话，说鞍钢要机器、出设备、出干部、出人才。回京后又立刻派代表来鞍山来慰问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他念兹在兹的是鞍钢和鞍山轧制的钢铁。

　　慧眼独具的曾言简意赅地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他再三强调：“两样东西最要紧：一个粮，一个钢……”

　　民以食为天。粮食固然重要，但钢铁在他心目中的分量至关重要。战争离不开钢铁。纵观一战、二战，大到枪炮、坦克、飞机、军舰，小到钢盔、刺刀、地雷、子弹，无一没有钢铁的存在。

　　现代战争即钢铁战争。国共两党对决，取得最终的胜利，手无寸铁或仅有破铜烂铁是不可想象的。

　　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需要钢铁，他深知钢铁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力量对比上的权重，深知站起来的中国，跻身政治、经济、军事强国之列，离开钢铁是办不到的。他需要在东北这片土地上轧制出的智慧和力量。

　　钢铁，也只有钢铁，才是国际平等对话的硬通货。钢铁是硬碰硬的国家实力。他慨叹道：“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不够。”

　　为了钢铁，的足迹印在了武（汉）钢、重（庆）钢、石（景山）钢、马（鞍山）钢、包（头）钢……

　　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12月至1974年2月，对冶金工业做出的重要指示、讲线次（篇）。

　　但是，连年兵燹、饱受炮火，1945年以至于以后几年的鞍山，已非称雄东亚的钢铁怪兽，而是百业凋敝，厂区荒凉。昭和制钢所遭受破坏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决策者的预估和判断。

　　轰炸，轰炸，轰炸。美军的B-29轰炸机曾数次飞抵昭和制钢所厂区上空投弹。

　　B-29轰炸机（B-29 Bomber），俗称“超级空中堡垒”，是美国陆军航空队二战期间亚洲战场的主力战略轰炸机。它的魔影一旦出现在天边，城市便会骤然响起刺耳的防空警笛声；厂区内、高炉下，人们四下逃散躲避。人们有所不知，此前，即1945年7月10日至19日，连同这一型号在内，有1000多架次美军大型重型轰炸机对日本东京进行了地毯式的狂轰滥炸。而半个月后，又是由它相继在日本本州的广岛、长崎投下了毁灭性的……

　　7月29日，60架（一说47架）美军B-29轰炸机从河南陕县（今三门峡市陕州区）起飞，沿黄河向东北方向飞行2120公里，13时许抵达鞍山上空，依次对昭和制钢所两座焦炉和高炉的附属设施进行了轰炸。17时5分，又有6架B－29轰炸了鞍山。夜间23时30分，20多架B－29等重型轰炸机再度对鞍山进行轰炸。

　　强弩之末的日军在厂区四周架起了高射机枪，但射程有限，忙活半天连B－29的汗毛都没碰到。万般无奈，他们又在厂区内挖掘许多大坑，灌上沥青，一旦防空警报响起，便放火点燃大坑中的沥青，妄图以冲天的浓烟遮蔽轰炸机上投弹手的视线。结果，收效甚微。

　　据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至鞍山视察被炸情况统计，昭和制钢所内被命中95颗200公斤类型的炸弹，炼焦炉、烧结炉及附属设备和铁路、通信均遭破坏（若修复需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厂内被炸死约100人，炸伤约170人（一说造成140人死亡、230人受伤）。当时该厂每年预定生产钢125万吨，经此轰炸，约减产30万吨。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军队在短短四个多月内侵占了东北全境，日本也开始了在鞍山的殖民统治。若从1918年算起至1945年，日本从鞍山全地区掠夺钢铁资源超过1000万吨，日本图谋在鞍山建成世界最大的钢铁企业。昭和制钢所在鞍山设立后，日本为永久霸占鞍山，于1937年12月1日设市建制，首任市长日本人三重野胜原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地方部的一个下派官员，职位不高，任鞍山市市长一职前，为“鞍山满铁附属地”地方事务所所长。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他的后四任市长皆为日本人，都是狂热的殖民主义者。

　　据记载，当时的鞍山市公署有官公吏（公务人员）818名，包括中国人408人、日本人410人。看似一半对一半，但在掌握实权的131名官公吏中，日本人占有104人。相关资料至今保存在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满铁”档案中。

　　日本殖民者对鞍山及鞍钢发展的远景规划做到1967年，日本人预想用三十年的时间，将鞍山建成伪满洲国的四大都市之一，人口达50万人，总面积约485平方公里。

　　彼时的昭和制钢所是日本经营的第二大钢铁工厂，每年为日本国内、中国东北、朝鲜提供125万吨工业及军工所需的钢材，年产焦炭3793000吨，占全日本年产焦炭的三分之一。

　　7月31日至8月4日下午，5架美机又一波次对厂区进行高密集不间歇的摧毁。每架轰炸机载有500磅型炸弹8枚。

　　过后，陈纳德将军的十四航空队派出两架大型高空侦察机对轰炸过的鞍山等地进行空中摄影，以与前次未轰炸时所拍的照片对比。结论是，昭和制钢所的炼焦炉损失为32.5%，日本的钢材将年减产约9.3%。

　　9月8日10时30分，87架B－29轰炸机，迁徙鸟群般地遮蔽了昭和制钢所的天空——由司令官李梅将军率领的美第二十航空队，共计投下207吨爆破炸弹，瞬间造成300多人伤亡。

　　9月26日10时30分，109架B－29飞机轰炸了鞍山、大连、本溪、绥中。重点目标仍为钢铁厂。其中有88架直接轰炸了鞍山。

　　《日军侵华战争1931—1945》和《战争通史》等书籍，对B－29轰炸大连、鞍山、本溪、绥中、沈阳等地的情况有较为详尽的记载。

　　战争的主要消耗品是钢铁。B－29的轰炸，无疑是为削弱和摧毁敌手的战力和基础而进行的。

　　从1917年建成1号高炉，至1943年建成9号高炉，再到1944年建成的一座30吨的小高炉，日本殖民者在鞍山城区的西北角，用27年时间，建成了九大一小共十座高炉。

　　进入20世纪40年代，昭和制钢所的生产能力进入了鼎盛时期，已经具备年产生铁250万吨、钢锭130万吨、钢材75万吨的能力。其钢铁生产能力占日本控制的总生产能力的28.4%，规模仅次于日本本土九州的八幡制铁所（今新日本制铁公司，简称“新日铁”）。

　　当时伪满洲国的另外一个钢铁生产企业——本溪湖煤钢会社（隶属于日本大仓财阀），规模仅相当于昭和制钢所的三分之一。

　　1943年，昭和制钢所的生产能力达到最高值，当年生产铁130万吨、钢84.3万吨、钢材49.5万吨。

　　据《鞍山志·鞍钢卷》记载：1935年至1945年，昭和制钢所和满洲制铁株式会社鞍山工厂累计生产生铁905.6万吨、钢547.4万吨、钢材327.8万吨。

　　正是钢铁，推动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隆隆地驶向东北亚、东亚、东南亚、西太平洋诸岛……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麾下的158万苏联远东军，从中东西三个方向突入中国版图的东北角，对盘踞东北14年的日本关东军精锐进行碾压式打击（苏军对日军形成压倒性优势：人员1.8倍，坦克4.8倍，飞机1.9倍），以阵亡3.2万将士的代价，重创劲敌67.7万人，歼灭8.4万人。不可一世的恶魔，瞬间灰飞烟灭。日本第124位天皇裕仁不得不在广播中，以所谓的鹤鸣之音，宣读《致忠良臣民书》，宣告无条件投降。

　　一是拆除。1945年8月26日黎明，一支小规模的苏军跳下从中长路正北方向驶来的火车，突然出现在鞍山的街头。人们哭喊逃遁，惊恐不安。手持莫辛-纳甘步枪和波波德冲锋枪的士兵接受了驻鞍日军的投降，同时开始收缴各方势力的武器弹药。不久，又在昭和制钢所的进出口和主要道路设卡警戒，限制人员出入。9月20日，苏军波卢哥夫大校召见“满洲制铁株式会社”（1944年4月1日，由昭和制钢所、本溪湖煤铁公司和东边道铁矿合并成立的，资本为7.4亿元。）理事长岸本绫夫，郑重宣布：“根据米罗尼克少校命令写成的设备明细表，昭和制钢所三分之二的设备务必在11月25日以前拆除，押运到苏联境内。”

　　古扎罗夫大校任队长，里耶波夫中校任拆除设备主任，五天以后，苏军利用留用的日籍工程技术人员，着手大规模缴获战利品——拆卸昭和制钢所厂区内的重要机械设备和重要仪器仪表。其中，有年产75万吨钢的第二炼钢厂的全部机械设备，年产50万吨钢坯的第二初轧厂的全部设备，年产20万吨钢材的大型厂全部设备，年产15万吨中板钢材的中板厂全部设备，以及炼铁、选矿、矿山、焦化、动力、机床等大量设备和仪器仪表。至11月5日，最后一批被拆除设备发运苏联，被拆除设备总量达160910吨，占原装备的65%，折合价值1.12亿美元。

　　就苏军从昭和制钢所厂区拆卸走的设备，多年来坊间流传着多种说法：有的说运到了苏联的远东地区，弃之于铁路沿线；有的说，没有运出中国境内，而是隐藏于吉林、黑龙江原始大森林中的某片地区，鞍钢恢复建设时期又陆续运回厂区。无从考据。

　　据一位鞍钢史专家的叙述，他曾在一篇文献中看到，当年陈云给中央写报告，希望两国最高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时，中方提请苏方归还从鞍山掠走的重要设备。难辨线日，苏军曾将昭和制钢所的管辖权移交给东北民主联军，但在两天后的接收座谈会上，又突然宣布停止移交，强令东北民主联军所属部队尽数撤出工厂所在地区。2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不情愿又无奈地撤离鞍山。

　　一个月以后，即3月15日，苏军撤出了鞍山，在身后留下了剔肉鱼骨般的车间、厂房，大半个厂区横七竖八，狼藉一片。

　　1948年3月，大雪覆盖着广袤的原野，受东北财经委员会指派从哈尔滨来鞍山开展接收工作的王勋，一踏进鞍山城，心就凉了半截儿，真是百业凋敝，人民的生活极端困难。工厂周围的铁丝网大都被破坏，进出厂区如履平地。厂内衰败荒凉：第二炼钢和第二初轧系统的设备已被全部拆走，只留下空荡的厂房；高炉有的被炸坏了，有的炉内凝结了铁水；破烂不堪的设备与废钢、废铁到处乱堆，地上杂草丛生，连焦炉顶上也长满了萋萋荒草。

　　二是炸毁。1946年4月2日，廖耀湘部新六军二十二师进占鞍山（九十四军一部占领海城），辽宁一地委和鞍山市委紧急撤出鞍山，转入辽阳达连河、亮甲一带坚持斗争（辽宁二地委亦撤出海城，转入析木、王家堡子一带）。5月25日，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第十旅、第十一旅和纵队炮兵团及辽南保安第一、第二团，奉命牵制北犯之敌，从东满挥师西进中长路，切断沙河、海城段的铁路，全歼进驻鞍山的军六十军一八四师五五一团，一度收复鞍山，当时的《东北日报》为此特发表社论《庆贺鞍山大捷》。

　　5月底，第四纵队在奉命撤出鞍山转入偏远山区之前，又炸毁了已被国民政府经济部东北特派员办公处（简称“东特处”）鞍山办事处接收的“满洲制铁株式会社”和“久保田”（即后来的铸管厂）、“大谷”、“神钢”、“住友”（即后来的无缝钢管厂）等23家工厂的部分设施设备。损毁程度无从得知，似乎又可想而知。

　　三是征用。1948年1月，东北人民（由东北民主联军改称而来）围困鞍山，孤城中的军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及鞍山政府强征大部分工人修筑工程浩大的护城壕，动用鞍钢的汽车、机车以及其他大批物资用于抢修城防工事，使本已因煤炭、电力不足，生产陷入全面瘫痪的鞍钢雪上加霜，工厂设施设备受到进一步人为破坏。

　　2月13日至18日，东北人民第四纵、六纵共五个步兵师，辽南独立师和一个炮兵师，完成了对鞍山军的合围，于19日晨发起总攻，战斗至夜间结束，全歼军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及矿警、地方保安团等总计1.3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生俘敌师长胡晋生，市长罗永年自杀身亡。罗永年是国民政府时期鞍山的末任市长，1909年出生，广东南海人，黄埔军校第六期炮科毕业（与东北抗联将领赵一曼、李坤泰同期）。1947年升任第五十二军二师少将副师长，同年2月任抚顺市市长。3月辽宁省政府发出易委训令，谓鞍山市市长盛世馨另有任用，调派罗永年接任鞍山市市长，却一年不到，饮弹身亡。

　　双方的战斗一直延伸到政府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资委会”）鞍山钢铁有限公司（1946年10月1日接收昭和制钢所以后成立，总经理邵逸周，协理靳树梁、邵象华、李松堂、杨树棠、王之玺、毛鹤年）厂区内，战火对生产设备的破坏不可避免。激烈战斗的破坏程度也是不言而喻的。

　　四是失窃。赤旗在鞍山的大街小巷哗啦啦地飘扬，劳苦大众成为大地的主人，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期盼有工做、有业从、有饭吃，进而摆脱饥寒交迫的生活。

　　但活生生的现实却是，全市约16万人口中，工人及其家属约9万人，城市贫民约4万人，时局动荡，战乱频仍，经济和社会全面陷入危机之中。

　　1948年的辽南大地，战祸叠加严重虫灾，散布在郊外的8.7万亩耕地，有6.9万亩被虫子吞噬一空，高粱亩产平均不足14公斤，百姓在荒年中啼饥号寒。严重的饥荒，引发抢粮风潮，全城389户被抢，粮店受损最重。

　　国民政府“资委会”的鞍山钢铁有限公司，虽然一朝取代1933年成立的“昭和制钢所”，并拟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复工计划”，但1946年4月15日“东特处”正式接收鞍钢以后22个月的时间里，仅生产钢锭9500吨、钢材1.25万吨，焦炭2万吨。所谓的《第一期复工计划》规定的从1947年9月1日开始，达到年产20万吨生铁，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年产钢铁50万吨的计划，宣告破产。

　　资金链崩断，生产运行难以正常，工人工资无着，只得用粮食折发一部分薪饷，每日由两餐而一餐、由高粱米而豆粕者大有人在，大批员工被裁撤，仅余1.5万人，无望轻生者接二连三。曾任“资委会”管理时期技术研究所所长、技正（官名，民国时技术人员的官职，掌管技术事务，位于技监之下，技佐、技士之上，相当于现在的总工程师）的杨振谷对前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说：“我们的生活都是难以维持的，在东北这样冷的天气，我就只是一件破大衣。工人生活当然更是困难了。”

　　从东北妇联主席岗位上奉调鞍山工作的杨克冰（人称“杨大姐”）对“钢都”“铁都”“满洲工业之宝”“满洲重工业的根干”的鞍钢厂区的最初印象却是“令人心酸”的：“……非常宏阔，也非常残破，成群的乌鸦哇哇地大叫着掠过头顶，一个个高大的铁架子上垒满了鸟窝，遍地野草丛生，一片荒芜萧瑟……”

　　1948年3月受中央东北局辽东分局派遣来接收鞍山钢铁有限公司和组建鞍山钢铁厂的柴树藩，取道桓仁、草河口、摩天岭，跋山涉水进入鞍山，看到的是“……市街和鞍钢厂区一片凄凉，战争痕迹和敌军尸体到处可见。”“鞍钢厂区范围有七八平方公里，围墙大部分都已破坏……成群结队进厂偷煤炭、焦炭的几乎每天都有，偷器材、马达的也常有之……”

　　【柴树藩，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人，1908年生，曾就读于上海税务专门学校，在天津海关任职；1938年加入中国，曾任西北局边区研究室经济组组长，是当时党内少有的财经计划专家。1948年来鞍，负责接收鞍山钢铁有限公司和组建鞍山钢铁厂。同年12月，调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处长，1951年调入北京，参与制定“一五计划”和156项工程谈判。后相继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七机部部长、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董事长等职。】

　　五是抢运。确切地说是转移。1948年7月，大势已去的军困兽犹斗，为打通从营口逃往关内的海上通道，不断沿中长铁路袭扰鞍山。15日，军重占辽阳，并进犯至鞍山市郊和鞍钢北部的灵山、立山等地，已部分开工复产的工厂不得不停工。形势陡然紧张。7月15日，东北局指示鞍山市委和鞍钢决定，组织一切力量向外抢运转移鞍钢的器材和钢铁。从7月20日到10月6日，一切可用于支援战争的物资和易遭偷盗破坏的器材和设备，抢在敌人到来之前，被迅速拆卸，并通过火车、马车、人力车，抢运转移到复县（今瓦房店市）、新金（今普兰店市）等后方安全地带。鞍山是兵家必争之地，正处于国共战事的胶着态势中，敌军的飞机每天在鞍钢厂区的上空盘旋，零星的枪炮声从未间断，抢运转移工作十分危险。

　　有抢运转移的，就有反抢运反转移的——双方明里暗里进行了激烈的对抗。潜伏的特务、警察以及所谓的工矿党、三十六友会、员工促进会、党团战时工作队、工矿工会等反动组织，公开或半公开地阻止抢运工作。造谣煽动，制造仇恨，怪话坏话满天飞：占领鞍山长不了，过几天就撤了……工厂是咱们的饭碗、命根子，都让给搬走卖了，哪天没吃没喝了，还不得扎脖儿……把机器埋起来，等中央军打回来，给你们记功授奖……

　　有蛊惑，便有迷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大闹着阻挠抢运转移，还偷偷地在变压器用油里掺入沙子，将马达和轴承拆卸下来沉入水泡子，将电机搬走隐藏在草丛中……直到所谓的三十六友会、冶炼工会、黄色工会等反动组织被侦破，坏分子被拘留、审查、逮捕和，事态才逐渐得以平息。

　　70多天的时间，在清晰可闻的太子河彼岸传来的隆隆炮声中，高喊着“完成抢运任务，支援解放战争”的劳动号子，工人们完全没有凭借任何起重设备，利用拔杆、撬棍等原始工具，手搬、肩扛、背背、人抬，抢运了包括工具、皮带、电机（50马力以上的）、电器材料、电气机件、钢铁制品、机械及附属品、生铁、软钢、极软钢、炮弹钢、重要机床、汽锤、电锤、压延机、鼓风机、水压机、油压机、变压器、焦炭、耐火砖、电车头、火车头和一个中板轧钢厂全部设备在内的1986个车皮、约5.5万吨的器材、设备和物资（其中，仅用5天就拆卸机床98台，8天拆卸了中板轧机，转移设备器材89车皮）。

　　紧张而有序的抢运转移工作，保护了重要的设备和器材免受战火的毁坏和人为的破坏，为不久的将来迅速开工复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有了革命觉悟的工人，不畏艰险，紧跟、，棒打不回头，奋战在抢运转移物资的最前沿，涌现出许多优秀分子。紧急关头，动力部电气工程师孙照森修复一台承担挂运任务的40吨蓄电机车，一次可带动三节车皮，解决了抢运转移工作的运力难题，被评为“一等功臣”“全国劳模”；钢绳厂地处国共交战的前沿，54岁的土建工人杨明远组织工友，在枪炮声中抢运转移出大量器材，被评为“一等功臣”“全国劳模”。电力机车司机李振宽，在昭和制钢所机关库当工人时，靠偷艺学会了开动机车。抢运转移最繁忙的时候，他连续一个多月吃住在机车上，妻儿老小无暇顾及。在军进攻鞍山前的最后一刻，他的机车才冲出车站。车上坐着鞍山市党政机关和鞍山钢铁厂的领导干部，装载着重要的物资和档案资料。中途，机车蓄电瓶电能耗尽，他便指挥大家一起将列车推到变电所，充电后安全驶抵大后方。他被评为“一等功臣”，他所在的电运班荣立集体功。

　　一个叫李云庭的基层干部，带着抢运转移物资，几天几夜没合眼，又主动押送开往新金（今普兰店）的火车，终因饥劳过度，从车上滚落下来，摔成重伤……

　　作家罗丹写于1985年的回忆文章《第一列火车》和195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风雨的黎明》对当时的情形有所描述。特别是晚年结集的《罗丹诗选》中的《鞍钢诗六首》，诗意而又真实地再现了硝烟四起、战火纷飞的岁月。其中一首这样写道：“千重钢铁惜尘封，争战金城入手中。阵鸟低飞吵乱树，群炉高耸寂连空。昼游荒甸寻药草，宵禁沙场歼盗凶……”

　　1948年6月，罗丹眼前的钢铁厂辽阔而荒凉，仅有数百人的护厂队在夜间与众多怀揣利刃、手持棍棒的盗贼斗智斗勇。

　　也几乎是一来到鞍山，既握笔杆子又拿枪杆子的“双枪将”罗丹在“风雨的黎明”就迎来了“严峻的时刻”。

　　1948年7月初，驻辽阳、鞍山的东北人民开赴辽西参加辽沈战役，仅留一军分区的数千名将士坚守鞍山。军乘虚而入，红旗下的钢铁厂随时面临再次易手于敌的危险。

　　16日晨，罗丹率领第一趟抢运火车去后方。后方在复县（今瓦房店市），当时辽南省委、省军区和辽南行政公署的所在地。

　　因火车司机突然下落不明，长龙般的火车在最后一刻才仓促驶离鞍山，多达50节车皮的列车堆满了抢运转移的设备和物资，也站满了人。

　　罗丹的手中攥着一个长长的物资和人员的清单。他最担心的是装在一个车皮里的28桶油和车厢里上百名的技校学生。孰料，列车刚开出鞍山，就遭到四架敌机的疯狂扫射，战士们举起七九步枪和驳壳枪向抵近的敌机开火……

　　敌机飞走了，一天一夜水米未进的罗丹饥困交加，刚刚打盹儿又被远处的乱枪声惊醒。站在敞篷车厢里的转移人员立刻下车就地疏散——隐蔽到青纱帐之中。这时，他只有四岁的女儿觅无踪影。他急得直跺脚。大敌压境，出于对物资和人员安全的考虑，他果断命令火车司机全速冲过南台开赴海城，同时带着懊恼的心情踏上了车厢的铁梯。“特殊列车”的指挥官罗丹心如刀绞。幸亏，后来押车的战士在列车尾部的守车（即望车，是挂在货物列车尾部运转车长乘坐的工作车，一般挂在货车的尾部，用来瞭望车辆及协助刹车）里，找到了睡得直打呼噜的小姑娘……

　　【罗丹（1911—1995），广东兴宁人，1948年春来到鞍山，先后担任工人训练班主任和铸管厂厂长等职。小说家。曾担任辽宁省作协主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小号手》《薛秀明》《秘密情报员》《飞孤口》和长篇小说《战斗风云录》、话剧剧本《秘密的斗争》等。其中，短篇小说集《飞狐口》被翻译为俄文、哈萨克文。】

　　抢运、转移，无疑是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尽最大努力使之不落入敌手，是两军对垒的另一种外在形态。战局明朗之后，被抢运、转移出去的器材和设备又运回了厂区。但是，迫不得已的大拆大卸、装车卸车，难免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损坏、损毁。这是取得胜利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伪满洲国时期，坐落在鞍山的几座高炉，容积在600至900立方米之间，其规模和技术在全球钢铁业具有一定的声誉。1945至1949年的几年间，盟军飞机的数度轰炸（9号高炉被炸毁），日本败退得一片狼藉，苏军进驻的接管、拆卸、外运（从3号到8号六座炉的重要设备全部被占领苏军当作战利品运走），国共拉锯战的炮火毁坏，决然不予资敌的抢运转移，无序状态下的盗抢盗卖（在战火中幸免的容积在600立方米的1号和2号两座炉被盗严重），国民政府“资委会”的苦撑困局，最终吹灯拔蜡……经过一次次折腾，一遍遍损毁，鞍山城郊西北部的高炉烟火渐渐淡薄了，零落了，熄灭了。

　　形势紧迫。城外，的几十万大军虎视眈眈，沿着中长铁路盘踞在长春、沈阳和锦州等大城市和战略要地，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工业生产的恢复面临严重威胁。

　　城内，敌特分子以及周边多股匪徒盗抢破坏厂区内机器设备的活动十分猖獗。直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第二厅的工矿党、工矿工会等组织的部分人员，以乐天地（今鞍山铁西永乐）的妓院为据点，秘密开展行动。

　　有一句顺口溜：长甸铺，傻子铺。位于城南的长甸铺居住着当时最最底层的穷苦百姓。傻，未必真指智障，充其量是一个歧视性的字眼儿。人穷，容易让人看低，瞧不起，被人捉弄，拿来寻开心。据说，长甸铺是另一个销金窟，但操皮肉生意的大多为暗娼。鞍山解放之初，政府民政科有一个统计，全市计有娼妓45人、卖卜170人、作艺118人、巫医38人。对此，政府成立游民生产教育所（后改为劳动生产教育所），逐步对其进行取缔、收容和改造。

　　仇视新政权的坏分子们，在厂区周围和工人住宅区打黑枪，放信号弹，拦路抢劫，绑架暗杀，恶性案件时常发生。党派出的工作人员屡遭黑手。曾有一名小战士失踪，当发现时，已被沉入井中害死。

　　你死我活斗争，针锋相对较量。鞍山市委工作组果敢应对，以老工人为骨干，吸纳有一定觉悟和生产知识、专业技能的年轻工人，组成了一个近1300人的护厂大队、四个护厂中队和120人的武装工人纠察队，保护、警卫混乱无序状态下的钢铁厂。

　　此前，一部分工人曾自发组织起来护厂，昼夜巡逻在厂区内，防范特务、旧警察和匪徒的蠢蠢欲动和肆意破坏。他们盼着天下太平，早日开工，养家糊口。

　　坊间早已传开，卷土重来的也研究成立护厂大队，但研究来研究去，从厂区盗运出好几百吨的焦炭，卖给了复兴区三星粮房的马经理和文化区二保四甲一个姓魏的。吃里爬外。监守自盗。

　　相对于偌大的厂区，近1300人的护厂大队还有点弱，有点软，有点散，没有武器，赤手空拳，以至于有的队员竟被猖狂歹毒的盗贼殴打受伤。新成立的鞍山市职工联合会总会专门派人多次到北部、中部、西部、南部四个护厂中队驻地查看护厂配备情况，并请部队教官传授简单的军事常识。紧要关头，解放鞍山的主力部队第四纵队送来了一批，辽宁军区派出一个营力挺护厂队，撑腰打气，擂鼓助阵。

　　驻扎在灵山钢绳厂、第一初轧厂、铸管厂和耐火材料厂等厂区矿区的北部护厂队，位置重要，任务艰巨。队员们根据新出台的“人员和物资的出入检查制度”，协助各重要部位派驻的警卫部队，日夜守护着厂房、机器和设备。

　　护厂队员没有薪水，一开始每人每天只领1斤高粱米或苞米面的代薪粮（后紧急从辽南调运来粮食，每人每天才增至3斤苞米）。粮食虽然不多，却是护厂队员一家老小的救命粮、守护工厂的安心粮。又发动护厂队员收集厂区内的散煤粉做煤球，分给队员，解决烧火做饭冬季取暖所需。而干部们吃高粱米就咸盐水，与工人们同甘共苦。

　　一边是感召，一边是教育，护厂队队员逐渐认识到，只有将自己的处境与工厂的命运紧紧地联系起来，才能有吃饱穿暖的生活。

　　那时，城里城外流行一句顺口溜：“钢铁厂里钱没腰，不偷不抢熊蛋包。”在新鞍钢的艰难孕育中，护厂队员如同它的守护神；他们隔夜上班，昼夜巡逻，护厂如家，不顾生命危险与穷凶极恶的盗抢分子做斗争。在樱桃园铁矿，在弓长岭井下矿，在大孤山铁矿……沸腾的矿山和火红的厂区时时闪现着护厂队巡逻的身影。

　　在护厂斗争中涌现出的郝新明、曹凤岐等一大批“护厂功臣”，成为鞍钢恢复生产前奏曲中的最强音。

　　中部护厂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初轧厂的主电机室（当时被视为工厂的心脏）。主电机室里有台德国造的16800HP大电机，护厂队队员日夜守护，寸步不离。一天夜里，一伙盗贼来袭，领头的叫嚣道：“护厂队的，都给我打死。”中队长郝新明与护厂队队员们举起铁棒、铁锹（起初护厂队队员没有配备武器）殊死搏斗，直至天亮，又一次保住了主电机室。还有一次，数十名手持铁棒的盗贼深夜围住了主电机室，撬门砸锁，并叫嚣不开门就把厂子一把火点了……队员们无所畏惧，抡起铁棒、铁锹冲了上去，盗贼们抱头鼠窜。一些无良奸商也乱中作乱，威逼利诱，玩弄伎俩，变着法儿地盗卖厂区内的器材，都被护厂队识破和吓退了。

　　在护厂斗争中，表现突出的郝新明先后被任命为护厂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看着任命状上辽东军区的朱红大印，他激动得彻夜未眠：“过去，俺在日本人、眼里，不过是一个臭苦力、穷工人，有谁瞧得起俺。如今，却这样看重俺，俺怎能不好好报答！”

　　西部中队队长曹凤岐在护厂中被歹徒打得昏死过去，住院治疗二十来天，未及痊愈便偷偷跑回工厂。半年后，军黑云压城，耐火厂仓库的一些备品、材料被人乘乱偷走，曹凤岐暗中盯梢，一一记在心上，等鞍山彻底解放后，他带领队员们挨家挨户地收缴……他对工友们说，工厂是咱们工人的家，机器是咱们工人的命，咱们护厂应该应分，为护厂就是死了也值当……鞍钢开工后，作为人民政协的特邀代表，曹凤岐出席了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受到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参加了开国大典的观礼。《人民日报》在1949年9月26日第六版，以《中国人民政协代表访问记 护厂英雄曹凤岐》为标题，对先后五次荣获“一等护厂功臣”的鞍钢工人代表曹凤岐进行了长篇报道。

　　为慰问在护厂、抢运、抢修中因公牺牲的烈士家属和伤病人员，1948年7月，东北总工会主席张维桢代表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携款1.5亿元（东北币）及慰问品来鞍。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此前，国民政府“资委会”已免去邵逸周鞍钢总经理的职务，调其赴日任外交官；10月1日，“资委会”鞍山钢铁有限公司正式关闭。紧接着，12月3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向东北行政委员会提出成立鞍山钢铁公司的报告。26日报告获得了批准。1948年12月28日，林枫签署《东民干字第389号令》，组织拟定鞍钢开工复产计划，任命李大璋为鞍山鞍钢公司经理，郝希英、王勋为副经理。

　　【林枫（1906—1977），黑龙江望奎人，原名郑永孝。1927年3月加入中国，大学文化。1936年被任命为北方局书记的秘书。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陆续担任东北局统战部部长以及东北局第一副书记等职务。1954年奉调中央。】

　　自此，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呱呱坠地。新鞍钢的组织机构搭建，借鉴了昭和制钢所和接收以后的做法，又根据解放区管理工业的办法做了改进，采取分片管理的办法，设立部，部下设厂，共4个处、9个部以及一所医院和一所工业专门学校。

　　9个部为炼铁部、炼钢部、轧钢部、化工部、动力部、修造部、制造部、运输部和采矿部，部主任一级干部高配，都是地委一级、省厅局一级干部。干部的具体工作，直接由中央东北局指派。在管理体制上，公司一级起初由鞍山市委书记杨春茂兼任监委，不久便由鞍山市委直接领导。厂矿一级设立了党委（厂矿的车间、工段未设立党总支、党支部）。在干部配备上，公司及厂矿党委书记、厂长由早年参加革命的干部担任。尤其是担任鞍钢厂矿长以上的生产管理干部，大多有在解放区管理财经计划，在工厂、军工企业生产的经验，且多数接受过大学教育，有延安学习经历。而主要政工干部也大都具有丰富的地方组织人事、土改经验。

　　【李大璋，辽宁东沟（今丹东东港市）人，1909年生，党员。1929年后曾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和复旦大学。抗战初期任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军事参谋，曾任军委军工局生产科长、军工局秘书长、抗大教员；到东北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辽东办事处经建处处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计划处处长，1948年12月任鞍钢首任经理。1952年4月调离鞍钢。】

　　马上打天下，马下治天下。打，似乎已得心应手，颇有心得。治，却如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李大璋在《我的鞍钢的片断回忆》中讲，从沈阳动身前组织上找他谈了一次话，让他到新接收的鞍山钢铁厂工作，他感到犯难，不想去，自己搞轻工业还可以，这么大的钢铁厂，是一副重担子，恐怕挑不起来。第二天早晨，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的王首道在会上宣布了毛主席的电报，说有些人进了大城市挑三拣四，拈轻怕重，不服从分配。听了电报，闹着不干的人都不说话了，只好检讨。他也改口，没说不干，只说有困难。去可以去，但有一个条件，与柴树藩搭班子。此前去护厂的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组织上正准备将其从鞍山调回沈阳。

　　【郝希英（1902—1966），河北束鹿人。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参加过长征，年轻时曾在东北等地多个兵工厂做技工，1935年之后在军委多个兵工厂任厂长，是我党我军少有的懂工业的军工人才。1948年4月，参加接收鞍钢工作，任鞍山钢铁厂厂长。1948年12月，鞍山钢铁公司成立后任副经理。1956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1958年后长期在四川工作，1962年参加三线建设。】

　　【王勋，原名王廷祚，上海宝山人，1915年生，1933年入读私立南通大学化工系，在大学里曾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加入中国。1939—1946年，任延安化学厂、纺织厂、火柴厂、陶瓷厂工程师及副厂长、厂长，军委总后勤部军工局生产科长；1946—1948年，任东北工矿处工程师、东北财经委员会计划室主任；1948年4月至1954年12月，先后任鞍山钢铁厂副厂长、鞍山钢铁公司副经理，其间多次赴苏联协调鞍钢“三大工程”的设计和设备引进；1955年调离鞍钢。1977—1984年，任冶金部规划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那时的鞍山与鞍钢，一笔写不出两个“鞍”字。先是鞍山市委书记杨春茂（陕西韩城人，1914年生，1934年加入中国，1948年2月任鞍山市委书记）任鞍钢的监委，后副书记金铁群也兼任了鞍钢的副经理，杨春茂生病住院期间，鞍钢的经理李大璋代理市委书记一年之久。可以说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新鞍钢还是向鞍山市递交了一份报告：新接管的钢铁厂，残存的主要设备仅有炼铁1、2、4号高炉，炼钢的6座平炉，初轧厂的6台轧钢机，而且这些设备的大多零部件已被拆卸、盗走或损毁，处于“僵尸”状态。工厂所存设备稍加修理可用的，仅钢绳、薄板、线材、制钉及氧气等五个厂，其余工厂的设备均需大修。但是，不仅设备受损、工具奇缺，电力、燃气、原料也样样缺胳膊少腿。当时的生产能力采矿51万吨、生铁50万吨、炼钢58万吨、初轧50万吨、轧钢30万吨，与“八一五”前相比，平均下降2/3。工程技术人员在围城前逃散殆尽。厂区内空空荡荡，只剩下千余名护厂工人，原材料无从获得，技术资料无从寻找，恢复生产困难重重。当然，也并非全是令人沮丧的坏消息。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海运受阻，厂区内尚堆放着大量的钢材、钢坯、生铁块、煤、焦炭和矿石等物资，这些对开工复产无疑是有利的。

　　架设在大树和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喊出了响亮的口号：“加速恢复鞍钢，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早日建立新中国！”

　　紧急召开献交器材动员大会，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和鞍钢内部开展大规模献交器材运动，大力搜集遗落散失在社会的大量设备器材，设指定地点接收。

　　显眼处的公告栏贴出了人民政府的新布告：鞍钢的开工，决定鞍山的繁荣，对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将起重大的作用，摆在我们面前最迫切最紧要的任务，就是献交器材。

　　市委书记、鞍钢经理当众发声：“工人朋友们，工厂开工，恢复生产，生产出东西，我们有了收入，生活才会好起来。只有机器开动起来，才会有饭吃……”

　　市委、市政府与总工会联合发布的《告鞍山市各界同胞书》《给鞍山工人兄弟的一封公开信》也在大街小巷散发、张贴，出台立小功、立大功、立特功的条件，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和工厂职工有力出力，有物资献物资，为鞍钢的恢复生产做贡献。

　　公物还家！鞍山市委和工会研究出三种方式：一是收买，二是没收，三是动员献交。动员献交又与立功受奖和入厂当工人相结合，将工人、职员的个人利益与工厂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鞍山市委做出的献交器材的决定，成立物资清查委员会和献纳器材委员会，颁布《物资清查条例》《献纳器材条例》，具体要求如下：“将原属于钢铁厂散落在民间的各种器材于1949年1月15日前献交出来，凡主动献交器材有功者，根据其价值给予一定奖励，最多的可达二三万元（东北币）；凡私自转移、倒卖或隐匿不报者，根据情节给予不同程度的惩处。同时颁令禁运钢铁五金电器机械，控制工业器材外流。

　　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鞍钢成立15个献交分会，吸纳了5800多人参加，献交器材运动呈野火燎原之势。一些中小学生组织秧歌队、宣传队到市内街区和城郊农村进行宣传。一时间，鞍山到处锣鼓喧天，将声势浩大的献交器材运动推向高潮。铁西永乐区一马当先，召开街道邻闾干部大会。这里说明一下“邻闾”的含义：抗战胜利后，红色政权在鞍山缩编了建制，将25个区改为9个区公所，同时改保甲制为邻闾制，五户为邻，五邻为闾。如今全区范围内动员，仅6天就献交了130车器材。立山区、新华区也不甘居后。立山区一位居民献交七尺车床1台、电机2台、风钻1个、石棉纸5000张。新华区一居民仅电机就献交了157台、金刚石158块。立山区三天就献交马达300多台；新华区一次献交的电器材料，足以使新鞍钢的电气修复时间缩短一个月。

　　献交运动从街道到学校，甚至延及郊区农村，无死角，全覆盖。于是乎，通往钢铁厂的道路上，从早到晚，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衣衫褴褛的工人群众，一家老小齐出动，肩挑、背扛、车推，将各种各样的器材、设备和物资，从铁东、铁西和立山等地，潮水般地运往厂区；大车小车、男男女女、三老四少，好不热闹，简直像赶集逛庙会。在大白楼门前、钢研所门前和厂区正门附近的马路边，绵延堆放着成千上万件散落在民间的“宝贝疙瘩”，且应有尽有。

　　【“大白楼”乃俗称，建成于1933年，最早为日本昭和制钢所本社事务所办公楼，所以另一个称谓叫“本社”。围绕这栋白色建筑，1948年国共双方进行了鞍山回到红色政权手中的最后一役。现为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机关办公大楼。因其作为工业遗产极具历史和文物价值，与“昭和制钢所工业建筑群”共同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与社会上的献交热交相呼应，厂区内部的献交也高潮迭起。当时有一个口号：“献交器材为开工，谁交多来谁光荣。”仅电修厂一个厂就献交各种器材3243件。其中该厂卷线工魏荣夫将自己开电料行剩下的148件电器材料全部献交；工人曾宪绪将埋藏在锅炉房下的5台电机和几百个轴承挖出献交；工人王启宽从密室中找出几箱透平油，以解发电机开机之所需。正因为这些关键器材失而复得，经过半个多月的抢修，厂区重新通上了电。老工人孟泰在炼铁厂带领十几名工人跑遍十里厂区，刨冰推雪，连抠带扒，生生从各处废物堆里收集到大小风口、渣口、三通水门、高压水阀等成千上万种零件、材料。他用于存放石碱、拾捡到的器材的库房成为有名的“孟泰仓库”。经他手复活的300多件管材零备件，在炼铁厂2号高炉的恢复生产中派上了大用场。2号高炉是新鞍钢在废墟之上修复的第一座高炉，万众瞩目，意义重大。点火前的十天和后十天，手握管钳子的孟泰一刻也没有离开，吃住在炉台上，生怕哪个部位漏水、跑气。

　　孟泰是新鞍钢的第一批工人党员。他老家在河北丰润，18岁闯关东来东北，原名孟瑞祥，曾用名孟宪钢。28岁那年从抚顺千金寨煤窑到昭和制钢所当工人。从抡大管钳子、打小手锤的配管工、配管组组长、技术员、副技师、修理场场长，到炼铁厂副厂长、全国总工会执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直到鞍钢工会副主席，他在获得新生的十九个年头里，紧跟，棒打不回头，贡献巨大，荣誉等身，受到的八次接见，是当时新中国钢铁工业战线最有代表性的英模之一。

　　从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10日，统计数据令人心跳加速，惊喜不已：全市27239户居民中，有10745户献交了器材（其中4255名工人献交52462件器材，占工人总数的73%），占全市户数的39％，总共献交各种器材1123种、21万多件，价值约合108亿元（东北币）。

　　无疑，献交器材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各种器材极端稀缺的时期，它为鞍钢的设备修复、开工复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它也使广大群众接受了一场深刻的自我教育。在献交器材的日子，整个城市的天地似乎都变了颜色，一片喜庆，一片火红。根植于人民群众，与当家作主的工人一道，显示了强大的伟力。

　　有一首新的歌谣流传开来：“工厂就是咱们的家，穿衣吃饭全靠它，过去受苦又受罪，今天翻身做主人，恢复生产想办法，咱把器材多献纳。”

　　还记得那位濑尾喜代三吗？那个冷笑着说“这片厂区只能种高粱”的满洲制铁株式会社的前职员。不过他已脱胎换骨，成为新鞍钢的技术顾问。面对此情此景，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赞叹道，开天辟地以来都是把工厂里的东西往自己家里拿，哪有工人往工厂里送东西的？你们真有办法，大大地了不起！

　　日本人仓皇败走，堆放在“大白楼”西侧地下室内的图纸资料饱经受潮、霉变、鼠啮，大多已残缺不全。所幸在新六军占领鞍山、接收大员进入鞍钢以后，对战局的走向惊恐不安，悄悄运往关内一整套图纸资料，存放在天津。此时，北平、天津相继解放，图纸资料得以迅速运回。还有一个天选之人至关重要——曾经的“资委会”六协理之一、已任计划处副处长的王之玺，他是“资委会”鞍钢资料整理的总负责人，是对图纸资料掌握和熟悉的第一人。事实证明，新鞍钢之所以仅用半年时间，就实现了2号高炉、二炼焦、炼钢厂和初轧厂全面开工复产，与图纸资料的及时提供密不可分。

　　立竿见影。功效既在预料之外，也在意想之中。在献交器材号召发出当月，喜报就一张一张飞来，鞍钢第一薄板厂、金属制品厂及钢绳厂等单位局部修复开工。及至第二年三四月间，鞍钢中型轧钢厂、小型轧钢厂一车间、耐火材料厂、碎铁厂、炼钢厂一二号平炉、第一初轧厂、焊接制品厂、制造部一厂中板车间、发电厂、樱桃园铁矿陆续全面修复开工。

　　这期间，新鞍钢还生产出军锹2.15万把、军镐8000把、薄板10000张、钉子50000桶、铁线口，支援激战正酣的辽沈战役。

　　1949年2月20日，献交器材庆功大会召开，奖励功臣133名。其中立特功3名（霍维洲、魏荣夫、赵鹏举），立大功26名，立小功104名，千山给水站记集体功。

　　1949年5月1日，全城再次欢腾。五万多人聚集广场庆祝五一劳动节。在欢庆大会上，隆重表扬和奖励护厂、抢运、献交器材及修复生产之功臣、模范上百人。

　　之所以如此神速地取得这般巨大成就，还得益于为保证落实鞍钢修复生产计划而放出的“大招”。鞍钢在1949年制订了修复和生产计划，计划修复的设备能力为年产钢铁20万吨、钢材30万吨。放“大招”的时间节点也颇耐人琢磨。1949年4月2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颁令，重划东北行政区域为六省四直辖市，六省为辽东、辽西、吉林、黑龙江、松江和热河，四个直辖市为鞍山与沈阳、抚顺、本溪。

　　1949年春，根据东北职工总会《关于组织生产竞赛运动》的指示，鞍山市委为保证落实鞍钢开工复产的计划，特发出《发动鞍钢全体职工开展立功竞赛运动的决定》。

　　广大职工积极响应工会号召，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投入立功竞赛。工人们工作不计报酬，劳动不计时间，许多工人把行李搬到工厂，加班加点，经常夜战，干部同工人一起吃住在工厂，昼夜奋战，拼搏奉献。

　　生产立功竞赛取得了预期效果，修复工程和生产数量大都完成并超过了原计划：如1号高炉的修复进度6月比5月提高25%；9号焦炉修复进度6月比5月提高5%，比计划提前18天出焦。从4月底到6月底，鞍钢炼钢厂1号、2号平炉、焊接管厂、第一初轧厂、制造部一厂中板车间、发电厂、樱桃园铁矿、鞍钢炼铁厂2号高炉、化工总厂第2炼焦车间7号、8号炼焦炉、弓长岭铁矿全部修复并相继开工生产。

　　4月25日，第一炼钢厂2号平炉成功炼出新鞍钢的第一炉钢水，炼钢厂举行开工典礼，中央特派贺龙到会祝贺并剪彩。6月26日，新鞍钢的第一炉铁水，从炼铁厂2号高炉奔泻流出。

　　在立功竞赛运动奖励大会上，共有5755名职工、152个单位受到奖励。其中，孟泰等22名职工荣获“特等功臣”称号，还有95人荣立一等功，142人荣立二等功，94人荣立三等功。杨树棠、王之玺、孙照森、雷天壮、高其昌等专家、学者也在竞赛中成为人民的功臣，受到表彰。

　　连续几年的立功竞赛活动，极大地促进了鞍钢的恢复与发展，生产水平和生产能力不断提高。至1952年，鞍钢就生产生铁82.56万吨、钢78.87万吨、钢材47万吨。

　　难题一个一个被破解，但新的难题又在求解：技术力量薄弱，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奇缺。1948年12月走马上任后，39岁的鞍钢经理李大璋深有感触，国内年产钢还不足10万吨，连每家每户打一把菜刀都不够。而搞钢铁必须懂行，可中国人在昭和制钢所就没几个技术工人，他在《我在鞍钢的片段回忆》中写道：“炼焦、炼铁、炼钢、轧钢都没有多少技术工人……”

　　1948年8月29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尊重优待建设人材 鞍山钢厂工程人员参加我区建设工作》，或可让我们从另一侧面探知新鞍钢的困境：

　　参加解放区建设工作的这一百七十多位技术人员中，包括原鞍山钢铁公司协理员六人（按：鞍山钢铁公司除总经理外共有协理员六人，协理员均兼所长），总工程师一人，工程师兼厂长、所长、处长等者七人，技正工程师、工程师十九人，副工程师、助理工程师十四人，工务员、助理工务员四十六人。其中从事冶金工程者二十二人，化学工程者十四人、采矿工程者五人，机械工程者十五人。在德、英、美、日各大学毕业者十八人，在国内各大学毕业者四十六人……

　　不可否认，报道中所说的这些人是开工复产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当时偌大的工厂仅靠留用留任的不到200人的骨干支撑，技术力量薄弱问题显而易见。1948年8月，中央东北局就如何对待和处理在接收的官僚资本企业中从事管理工作的旧职员，颁布《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提出对旧职员的政策，认为工人和职员同是政府企业的雇佣者，在处理工人与职员的关系上，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即过分信赖旧职员而重视工人不够和只重视工人而轻视职员，对职员缺乏分析，不加区别地乱打击，形成工人与职员的对立。对不同的旧职员要采取不同的处理原则：除少数高级职员或因本身是官僚或因在旧社会有特殊地位，不愿为人民服务，或因作恶过多工人痛恨不能留用者外，其余凡愿为人民服务，忠于职务，不作破坏活动者，都应给予工作。团结改造旧职员，是一种思想和作风的改造，是细致而长期的教育工作，不能急性粗暴地处理，需要自上而下地教育，也需要工人与职员的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

　　李立三在1948年8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发言时甚至清晰明了地列出了四种方法：一是启发和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树立起新的主人翁地位的劳动态度；二是团结和改造旧职员，改变他们轻视工人的思想意识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三是改革旧管理制度而代之以新的民主的管理制度，用手工业式的办法来管理现代大企业是不适宜的；四是关于改造的步骤和方法。改造是长期的民主化过程，要防止急性病与保守主义这两种偏向。

　　红色政权在鞍山成立不久，中央工委就对留用技术人员的管理电示中央东北局：“对技术人员要善于留用，照顾他们及其家庭生活，使其能够安心为我们工作”。

　　中央东北局随即电令鞍山市委，妥善保护和安置国民政府派遣到鞍山来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可以俘虏视之、待之。

　　1946年的夏天，“资委会”就以战胜者的姿态，陆续向昭和制钢所派驻接收大员，其中包括所谓的六位协理，即前文提及的靳树梁、邵象华、李松堂、杨树棠、王之玺和毛鹤年。1946年10月1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鞍山钢铁有限公司成立时，六位协理又加入了以邵逸周为总经理的管理团队。

　　在当时，他们的背景何其了得，统统为“海归”，不是留英的，就是留德的。李大璋在《我在鞍钢的片段回忆》一文中曾写道：“当时留用的技术人员中，大都是大学生，有的是留学生。”“日本人在鞍钢有一班完整的技术人员，有高级的、中级的，还有一些技术工人，接收时把他们留下了……”国民政府依托他们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开工复产计划。

　　六位协理的能力非同小可。短短四个月，发电机、锅炉修复了，钢绳厂、氧气厂、发电厂、第一轧钢厂、第二轧钢厂、小型厂、铸造厂、铁塔厂、亚铅镀厂等14个工厂相继恢复生产了。但由于修复经费拮据，他们不得不改变“先炼铁，后炼钢，最后出钢材”的工序，采取“存料尽先加工成品出售”的办法，以库存钢坯轧材出售，维持残局。杀鸡取卵，四个月时间，钢铁厂呈现出海市蜃楼般的虚幻美景，发货总量达到32055吨。以至于在1947年1月召开的北平钢铁会议上，“资委会”竟然开始草拟和描绘东北各钢铁厂的生产计划了。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和国防部部长陈诚还专程来鞍钢视察已开工的一组焦炉、一座平炉和正在烘热的2号高炉。

　　但在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发动的冬季攻势中，11月间，他们其中的几位及家眷，曾狼狈地乘坐一列货车的守车冲向百里以外的沈阳。车到首山时，太子河上的铁路大桥被毁，迫不得已，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陆路受阻，“资委会”决定不惜血本，设法从空中撤走六位协理。但唯一的空中通道——位于鞍山西郊的机场，因所在地腾鳌堡失守而无法使用。另一个二台子机场不知何时改为了农田，只好选择在钟灵山（占领鞍山时的称谓，即今烈士山）以南的长甸铺修筑机场。选择似乎没有错，钟灵山以南的地势较为平坦，但长甸铺很快置于东北民主联军的大炮射程之内。“资委会”又转而利用公路铺修临时飞机跑道，但施工进度急死人，只修了300来米，无法降落营救他们的飞机。

　　撤离已近无望，时任“资委会”委员长的孙越崎（钱昌照的继任者，新中国成立后，钱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孙担任过新中国的国家煤炭部顾问）在急电中无关痛痒地说道：“这是国内战争，你们不一定非跑出来不可。战争紧急时，要躲避到安全的地带，千万不要乱动，以防无谓的伤亡。”

　　仍不甘心作罢的“资委会”，还是做出了最后一次努力。六位协理的价值不可估量。国民政府不想看到他们毁灭于战火，更不想将其拱手付于敌方。

　　2月17日上午10时许，“资委会”租用的美国志愿军陈纳德的飞机，在鞍山城区上空再度成麻袋地空投纸币（从1月12日至2月17日共空投五次，总额为流通券66亿元），并试图强行降落接走他们的六位协理。场面十分惊险、混乱，大宫通（今胜利路）上横七竖八地布满了障碍物，地面上的枪炮一齐射向天空。飞虎队的飞机铩羽而归。事后，协理们从电报中得知，美军飞行员将宽敞的大宫通误识为正在修筑的临时飞机跑道。

　　起初他们只是被当作一般的战俘对待。荷枪实弹的战士押着他们，心里纳闷，嘴上嘀咕，怎么都是女人孩子呀？问题可能出在他们慌乱之中雌雄难辨的混搭装束上。于是喝令成年男子集中在一起，关押进化工总厂焦油车间的一个空仓库之中，女人和孩子原地返回。

　　夜越来越深，枪炮声也越来越稀。天亮时分，战士前来催促，将俘虏一路带往鞍山西郊的烟狼寨、黄家屯、马家屯等地。

　　被俘后第六天的傍晚，战士突然命令他们列队，并开始点名。点着点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说：“啊！六协理都在啊！”军官喜出望外，他们刚刚接到了上级的命令，正在苦苦寻找“资委会”派来的这六位接收大员。

　　东北人民的俘虏受到了意料之外的重视和优待——他们与其他俘虏分开，被接回市内，临时安置在华昌百货商店西侧的吉顺旅馆，第二天又安排他们与家人团聚。

　　鞍山解放后的第九天晚间，新任市长刘云鹤、公安局副局长林侠一行，乘着月光，踏雪登门，探望并宴请六位协理，当面表示，愿留者留，不愿留者可以领取路条自由离开，投亲或去其他地方。

　　几天以后，鞍山市委的主要领导杨春茂、刘云鹤、杨克冰等出席3.8万人参加的大会，向社会各界宣讲中国和民主政府的方针政策。

　　与此同时，人民政府通令所辖各区，凡技术人员（不分国籍，无论属于钢铁、建筑、电业、水利、医务等），统一到职工总会登记，加强教育，适当提高待遇，促其为人民事业服务。

　　【刘云鹤，曾用名鹤云、黎晓天、贺云飞。1917年9月生，辽阳县人。1938年8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9月参军，1939年4月加入中国。曾任辽南专署专员兼军分区政委。1948年12月任鞍山市市长，1952年任东北军区修建委员会副主任，后改任东北政府修建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1953年至1957年任东北工程总局局长。】

　　【杨克冰（1909—2009），辽宁海城人，1933年加入中国，曾任东北妇女联合会主任，鞍山市委常委、职工部长兼鞍山和鞍钢工会主席，鞍山市委书记处书记、监委书记等职务。】

　　六位协理也在大会的人群当中。他们或许有所不知，中国人在接收、改造日伪和官僚资本企业方面，谋画已久，成竹在胸。与六位协理一起到会的，还有400余名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包括留用的日本工程技术人员）。他们的居住条件和饮食标准很快就超出了一般机关干部的两倍，受到实实在在的优待。

　　不久以后的一个下午，拾掇好铺盖行李，由辽东军区军实处派员陪同，六位协理及其家眷坐火车前往后方安东（今丹东）；在那里熟悉和适应解放区的生活习惯，接受党的教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央的主要文件。

　　因长篇小说《鹰之歌》《沸腾的群山》蜚声文坛的作家李云德，那时只是解放鞍山的吴克华部的一个班长。1948年2月19日凌晨2时，一个钢铁城市的历史时刻到来了，随着最后两声枪响消失在工厂的夜雾里，新生的曙光开始映红天际。

　　十天以后，敦敦实实的李云德班长出现在历史的镜头前，奉命护送（不是押送）国民政府鞍山钢铁有限公司的几位协理及其家眷一行11人，登上北去辽东省省会安东的火车。年逾七旬时，老作家李云德在一篇题为《难忘的旅行》的文章中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其中有一个小情节，身背长枪的战士把守着车门，有的还威武地上了刺刀。车身晃动，刀尖上冷光闪闪，寒气逼人，女眷们吓得花容失色、瑟瑟发抖。心细的李班长见了，忙悄声命令战士卸下刺刀……

　　不日，愿意留下的技术人员和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相继抵达安东，统一住进在临江街新辟的招待所。至6月，安东科学院成立，六位协理和他们的妻儿过上了每月150公斤苞米的供给制新生活。

　　东北全境解放后，12月1日，留任留用的旧职员，从安东坐火车出发，于次日又回到了鞍山，成为新鞍钢迅速开工复产不可或缺的技术力量。

　　团结、改造和留任留用旧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新鞍钢的做法无疑是成功的。被留用的上百名日本技术人员，熟悉工厂情况，生产经验丰富，新鞍钢深知他们的长处，生活上给予优待，工作上提出严格要求。但他们人心浮动，思乡心切，工作有敌对和抵触情绪，有时傲慢，有时粗暴，有时懈怠，根本瞧不起身穿“二尺半”的“黑爪子”（旧时对钢铁厂中国工人的称呼）和身穿大棉袄、脚蹬靰鞡鞋的“土八路”，不愿意传授技术，甚至袖手旁观、装傻充愣。

　　经理李大璋带领邵象华、王之玺、杨树棠、李松堂四位曾经的协理用一周的时间，跑遍了厂区的角角落落，回来后考虑如何开工复产。四个人按照“先易后难，从小到大，分期分批进行修复生产”的原则，用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提出了《1949年修复与生产计划》：修复年产铁、钢、钢材各20万吨的能力，主要包括修复高炉2座、平炉3座、焦炉3座、矿山2座、团矿选矿4座、轧钢机6架和金属制品厂以及耐火、动力、机修、民建住宅等设施180项。修复的步骤为：先修造、动力、运输及耐火，再高炉、平炉及轧钢设备，最后是矿山，最终形成综合生产能力。

　　新鞍钢的干部职工以主人翁的精神投入工作，只有一个念头：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工厂修复，早日开工，多炼铁，产好钢，支援前线，解放全中国。

　　同时，李大璋也让留用的日本人拿出一个计划方案。结果是，日本人的方案生产规模小之又小。他们根本不相信1号、2号、4号高炉会在短时间内流淌出铁水。事实却是，开工复产后，在炼铁方面，新鞍钢很快就超过了日本人的昭和制钢所的水平，还打破了他们颇为自负的清规戒律。

　　制造部的技术人员少得可怜，只有一名工程师、两三名技术员，再就是几名留用的日本工程技术人员。为尽快生产出一批急需钢材，他们修复了两座10吨的固定式小平炉，炼出的钢提供给中板厂和一薄板厂轧制板材。由于设备陈旧、操作技术水平低，用小平炉炼的钢浇注出的扁平钢锭常常出现裂纹，影响板材的质量。

　　一起开会研究，日本人武断地说，裂纹是炼钢工操作不当造成的。曾经的六协理之一、制造部的工程师杨树棠经分析认为，出现裂纹是含硫高所致。日本人却说，钢锭化验含硫量不高。为解决问题，杨树棠日夜守着小平炉观察炼钢的全过程，最终发现，在炼钢过程中钢水里的硫太高，而在出钢时加了锰铁，所以钢锭化验时含硫不高。

　　又一起开会讨论，日本人仍固执己见，对杨工提出的看法还是不认同。请示制造部领导，杨工得到了尚方宝剑——你是技术负责人，一切由你决定！于是，在冶炼过程中残锰不小于0.2%的情况下，浇注出的钢锭没有了裂纹。看到中国的工程师在技术上有见地，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见证了全过程的现场工人无不扬眉吐气。

　　修复高炉能不能冬季施工？1948年的冬天，对于这个问题，一时谁也给不出答案。日本的技术人员认为冬季施工质量没有把握。但是，解放区的工农业需要钢铁，激战正酣的解放战争需要钢铁，形势不允许等到春暖花开再动工。还是杨工，想起自己在德国学习期间，曾经接触过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厂的资料，那个地方一年之中有10个月处于漫长苦寒的冬季，如果他们一年之中只有两个月的施工期，怎么能建成钢铁厂呢？杨工将自己的一番想法说给大家听，众人皆称有道理，杨工想出了办法，冬季浇灌混凝土施工时，只要加强采暖保温措施，施工质量完全可以保证。果不其然。一破一立。高炉的修复工程就这样上马了。

　　铸造厂生产火车车轮需要低硅生铁作原料。沿用以往的操作方法，高炉不能生产这种生铁。以前铸造厂生产火车车轮用铁，都是从日本运来的。技术人员提出可以使用炼钢厂的预炼炉，设法炼成所需的成分。这个方案理论上阐述很简单，昭和制钢所积累了长期的预炼炉操作经验，做起来本没有太大的困难，但请教炼钢厂唯一留用的日籍技术人员（原制钢课课长）时，他言之凿凿地说，根本不可能。在其后的技术争论中，他又轻蔑地说，你们中国人有能耐搞成功，我就给你们磕头。中国工人被激怒了，充分准备，大胆尝试，一举成功。车轮原料无着的问题终得解决，尝到甜头的工人们信心倍增，干劲更足。

　　傲慢的日籍技术人员赌输了，他们的头磕没磕似乎也没人去计较，但中国的技术人员敢想敢干，令他们不得不心生钦佩。

　　新鞍钢的采矿部接管了大大小小22个矿。其中，铁矿7个，石灰石矿3个，镁矿1个，黏土矿2个，锰矿3个，萤石矿4个，硅石矿2个。情况却不乐观，有的矿就是一个空架子，不见一个人影，设备破坏殆尽，一些没被盗走的大型设备被风吹日晒雨淋，成了锈迹斑斑的一大块废铁。留用的两个日本人，一个是采矿工程师古野，一个是机械工程师吉野，表面上应付，骨子里敌对，根本不相信钢厂新主人能够管理这样庞大而复杂的企业，说，三年五载你们也恢复不了这些矿山，就是恢复了，也不可能正常生产……

　　与日本人的消极相反，各矿的工人都希望快些复产。他们生活困难，度日如年，见到的干部来接管矿山，都觉得有了生路。矿里矿外，形成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支持接管，迅速恢复生产。各级领导干部踏实苦干，团结工程技术人员抓管理抓生产，宣传党的政策，组织今昔对比，提高职工的政治觉悟，激发职工的干劲儿，接管当年就向厂区提供了所需的炼铁、炼钢及耐火等原料矿石。沸腾的矿山，马达欢畅，灯火通明。

　　在接收的厂区，焊管厂是一个例外，设备比较完整。但生产管坯的二小型厂设备奇缺，因而整个焊管厂无法开工复产。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琢磨来琢磨去，决定采用一初轧生产的薄板坯，纵切成管坯的宽度，再在二小型厂建一台单架三辊式轧机继续轧制成管坯的厚度。但经多次试验，均无法轧制出合格的产品。曾经的六协理之一、轧钢专家李松堂建议增建一台立辊轧机，先将管坯的边部轧齐，再在水平辊轧机上轧薄即可，由此还能得到精确的宽度。但日本人怕不成功丢脸，死活不愿采纳意见，就兴师动众地请东北地区所有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中的高手齐聚鞍钢搞试验，反反复复好多次，还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最终不得不采纳李松堂的建议。当立辊机架建成后，一次试轧成功，解决了瓶颈问题的焊管厂得以顺利开工复产。

　　新鞍钢的干部和职工团结协作，激情忘我，为早日开工复产，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干劲冲天，使一些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和工人既羡慕又嫉妒，内心深有触动。他们很不安，视被俘和留用为耻辱，有朝一日没脸回国，时不时在一起商量怎样逃回日本。他们从小就在学校接受效忠天皇的教育，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正义战争，勤劳奉仕”。他们对的认知来自宣传：六亲不认，青面獠牙。可眼前的干部吃粗茶淡饭，穿破旧衣服，勤奋好学，待人和善。和他们在一起，有信任，有尊重，有感动。

　　在厂区工作的中国人，无论干部还是工人，每天早早就起床、吃饭，天蒙蒙亮就往班上赶。他们没有通勤车，只有骑自行车或徒步。在通往厂区的拥挤的路上，总有一辆中巴车从身边疾驰而过，飘来好闻的汽油味儿，卷起呛人的烟尘，那是专门用来接送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的。

　　在献交器材运动中，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报告：苏军在拆迁设备时将一块劳特式中板轧机的牌坊隐藏在运粮河边的唐马寨……立山工厂（为1918年成立、日本人八田郁太郎任所长的鞍山制铁所的前身，后为鞍钢第一薄板厂）开工生产后，新招了一批工人。新工人没有操作技能，军锹、薄板、氧气、线材无法如期生产出来。有一些老工人是在老厂干过，但当时主要技术岗位都由日本人把持。一个留用的姓船木的日本人，曾是轧钢操作工，经验丰富，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工厂平时比较关心他，生产上也信任他，开工试轧时大胆地让他操作，他很受感动，提出改进设备和提高工人实际操作能力的建设，工厂采纳了他的建议，请他为新工人授课……

　　1946年3月国民政府成立东北行营日侨管理处（不久改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俘侨管理处），在长春设立日俘侨遣送指挥所，在葫芦岛、锦州等地设立22个日俘侨管理所，开始统一负责组织遣送的日本俘侨达105万之众，当时鞍山遣送了包括商贾、企业主、开拓团在内的7万余人（由此，鞍山的人口锐减到16万人）。1950年春，新鞍钢陆续将留用的日本人遣送回国，至1952年末、1953年初，除非极个别仍留用在鞍钢的，医生、护士、工人、技术人员、工程师，都先后离开了鞍山。“预言家”濑尾喜代三的离开稍早些，大约在1949年的夏秋之交。尽管新鞍钢礼贤下士，他和他的同胞们在鞍山的工作、生活非常愉快，但他还是匆匆地辞别而去。

　　在1949年鞍山市政府召开的迎新年中外技术人员招待会上，濑尾情不自禁地含着眼泪喊出了“万岁”。从葫芦岛登船回日本时，在为他送行的人面前，他盛赞中国工人了不起，称他们做到了他们想做的事。

　　曾经的侵略者、占领者、掠夺者，一旦实现了人性的真正回归，也可以成为有良知和道德的人。

　　一位德国奥托公司专家、筑炉工长曼纳尔，起先是昭和钢制所请来筑造奥托式焦炉的，抗战胜利后滞留在鞍。老头子脾气暴躁，整天吵吵着想回国与家人团聚。而修复焦炉又是当务之急。没有运走的焦炉砖型图纸、资料皆在战乱中遗失了，没德国人不成。的干部很有耐心，反复向他阐明政策，配备一名懂英语、德语的工程师照顾他的生活，允诺他回国的请求。没有了心理负担，筑炉工长的状态有了，办法也多了，很快修复了两座焦炉。一俟焦炉出焦，新鞍钢便送他经上海，去香港，回德国了。临行前，还送给他600美元和一些金子作为报酬。他应当知道，与他一起工作的中国工人，是以粮代薪的，每月开饷，扛回家的是小米、苞米面。几年以后，有人在德国遇到了曼纳尔所在公司的一名经理，说他还健在，并时常感念新鞍钢对他的礼遇和照顾。

　　正是因为中国的技术人员在各个生产系统的表现日趋成熟和全面，有见地，有创新，敢想敢干，基本可以扔掉拐杖自己行走，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和工人才陆续被遣送回国。

　　留用的六协理均被委以重任。他们真心拥护中国，并最终加入了中国。其中，邵象华先后担任炼钢厂总工程师、副厂长、鞍钢总工程师兼技术处处长等职，20世纪50年代奉调入京，到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总院工作，成为中国科学院院部委员、著名的冶金技术专家。邵老于1981年以68岁的高龄入党。李松堂担任过鞍钢设计院副院长，成为著名的轧钢专家，1984年76岁时入党。杨树棠历任鞍钢制造部工程师、生产处副处长、处长兼总工程师、中央试验室主任、鞍钢副经理兼总工程师、鞍钢顾问等职，1979年71岁时入党。王之玺曾任鞍钢计划处工程师、副处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调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副处长，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52岁时入党。

　　在昭和制钢所时期，做工的中国人卖的是苦力，技术工作仅限于日本人，所以新鞍钢的起步，动用了相当多的旧力量。如留用的日本人、德国人，他们有技术，情况熟；又如国民政府“资委会”派遣的技术人员。

　　在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中，旧职员、旧知识分子深切感受到中国的伟力，从实业救国、工业救国的迷梦中惊醒，产生了改造世界观、人生观的自觉性。在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他们从“老八路”那里活学活用马列主义，进而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站在人民的一边，为人民的伟大事业服务。

　　不妨再举一个例子。化工部是一个综合性生产部门，流程复杂，设备庞大，包括洗煤、炼焦、副产品回收及精制、硫酸等厂，占地面积相当于炼铁厂、炼钢厂和初轧厂的总和。它是整个工厂的重要能源基地，生产焦炭、焦炉煤气供给各部门使用。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军轰炸鞍钢的炸弹，大部分落在了这一片区域。抗战胜利，占领鞍山时期受破坏严重，千疮百孔，弹坑遍地，有的厂房空空如也，能挪动的物品都被搬走了。炼铁炼钢，必须恢复焦炉，没有煤气，没有油，将煤炭化，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煤是炼焦的原料不假，但也不是任何煤都能炼焦。当年昭和制钢所选址在鞍山建厂，固然是因为这里蕴藏着巨量的铁矿，同时也与毗邻辽阳、本溪、抚顺有关。辽阳有地下水。本溪、抚顺有煤。但本抚两地的煤要进行一定的配比才能用来炼焦。留用的日本人说，当年将煤样送到美国做过实验，有一份详细的实验报告，已遗失了。技术员王振远是“资委会”时期鞍钢的技术人员。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平素寡言少语的他献出了私下保存的这份资料。与他有同等出身背景的另一名旧职员韩文葆，在美国留过学，原为炼焦厂厂长，后成长为新鞍钢的炼焦厂副厂长。

　　较之第一炉钢、第一炉铁的炼。